广场协议(Plaza Accord)

什么是广场协议

1985年9月22日,在纽约广场酒店,当时的5个主要先进国家(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)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召开会议,达成了旨在纠正过度美元高涨的「广场协议(Plaza Accord)」。

这项协议旨在使过度升值的美元汇率能够反映各国的背景和状况(纠正美元过度高估)。

协议文件指出,「汇率应发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作用」、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适度有序上升更为可取」等,确定了通过协调干预措施,转向美元贬值的新时代。

1980年代初期,当时的总统里根提出了「强大的美国」口号。

在里根政府期间,美国陷入「双赤字（经常帐赤字-Current Account Deficit与财政赤字-Fiscal Deficit）」困境,即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差,再加上当时利率较高,导致美元持续高涨。

日本和欧洲国家虽然要求纠正美元高估,但由于里根坚持「强势美元有利国家利益」的立场,美元持续高估的局面一直存在,过度升值问题日益严重。

在美元持续高估背景下,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削弱,本土制造业和农业界亦开始要求纠正美元高估。 1985年,当财政部长换人由贝克接任后,政府政策出现转变,开始就美元过度升值采取卖出美元干预措施。

主要国家对美元高估的态度,以及里根政府的政策转变,成为最终导致广场协议达成的重要因素。

广场协议声明文件中陈述了以下要点:

汇率应发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作用。重视汇率变化对各国经济的影响,形成公平稳定的汇率市场环境至关重要。各国货币价值获得适当评估,避免外汇储备过度波动,将有助于经济稳定。同时,适度的汇率水平亦有利于维护贸易公平性,促进国际经济合作。

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适度有序上升更为可取。这是因为美元过度升值降低了各国出口竞争力,加剧了贸易失衡,因此需要维持适当汇率水平实现稳定。如果美元持续高估,将压缩出口企业利润,对经济增长构成不利影响,需要各国协调行动加以纠正。有序的汇率走势还将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。

5国集团决定实施协调干预,以压低美元汇率。这样可防止对汇市的过度投机,创造有利于各国经济的环境。各国协调一致行动,有利于有效稳定市场,协调干预还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市场可信度,赢得投资者信心,若干预一步,长远来看更将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。

基于广场协议,5国集团开展了联合干预措施以贬低美元汇率。

广场协议对全球各国经济和政策运营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广场协议导致美元大幅贬值,对香港出口业有利,但当时香港经济已步入将再投资中国内地的新阶段。香港制造商为降低成本而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内地,而香港则加强了协调和金融服务中心的角色。

广场协议后,台湾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。美元贬值一方面带来出口额增长,但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,台湾同时扩大了对其他市场的出口。这促使台湾企业更具全球视野,加大了对中国内地和东盟国家的投资力度。

对中国而言,广场协议带来了吸引外资的绝佳契机。外资流入大幅增加,尤其推动了经济特区制造业的发展,有力支持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。

这一时期,新加坡巩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。美元贬值虽然使新加坡金融市场一度动荡,但新加坡凭借区域贸易和投资枢纽地位渡过了难关。

可以说,在这次广场协议中,日本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。在日本,这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生,随后泡沫经济的破裂则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。

广场协议后,美元对日元汇率急速下跌,约两年时间从240日元左右一路暴跌至120日元左右水平,贬值近一半。

日元升值令日本产品在海外的价格竞争力下降,对美国市场出口大幅减少,主力出口产业如汽车和电子产品遭受重创。

在日元升值背景下,日本采取了旨在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。日元升值使进口商品价格下降,对消费者有利,短期内拉动了内需扩张。

日元升值使海外资产相对便宜,导致对外投资急剧增加。国内则出现了资金涌入不动产和股市的局面,成为19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导火索之一。之后泡沫经济破裂,日本进入长达30年的经济低迷期。

作为应对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的举措之一,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,这也被视为导致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同时,经济结构变化使得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国内产业全球化进程加快。

广场协议导致美元贬值幅度超出预期,约1年5个月后的1987年2月,七大工业国集团(G7)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会议,达成了目的是纠正过度美元贬值的「卢浮宫协议」。

然而,卢浮宫协议之后,美元贬值态势并未扭转,反而美元进一步走贬。

结果,日本和当时的西德等出口大国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。

广场协议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,对此后的汇率政策和经济走势产生了深远影响,在经济史上也被视为一个重要事件。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。